近日，国务院决定取消和调整314项行政审批项目，这是历年来国务院行政审批项目取消的第六批次。如果仅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角度来讲，这项变革已经取得非常大的成绩。前后六次出台的决定已经累计取消和调整了2000多项行政审批项目，这其实相当不容易，说明政府职能转变的循序渐进，以及政府与企业、个人之间的关系的不断调整。

　　不过，要促进政府职能转变，除了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技术层面和工作流程的规范，还要通过政府行为的公开化、透明化来制约权力的运用，平衡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关系。目前，世界不少国家的政府都在讨论是否放松管制的问题，例如当前美国大选中，奥巴马和罗姆尼共同面对的一大辩题就是，要不要放松政府管制。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不同的是，放松政府管制对中国而言，更多意义上就是指放松行政审批，取消和调整一些审批项目。

　　过去，中国政府属于典型的“全能政府”，政府大包大揽，拥有大量财力物力和公共资源，但人们总是质疑政府的决策是否科学有效。一些人则不断批评政府在社会和经济事务中存在越位，即政府行政审批权力太大，导致公民个人能决定的许多事务都需要经过政府审批，地方就能决定的很多事务要中央审批。

　　例如在股市，投资领域存在不少严格的行政审批制度，这是股市长期萎靡不振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方面，过度管制使企业寻找各种手段进行权力寻租，谋求通过上市圈钱，结果一些效益不佳的上市公司的壳资源也奇货可居；另一方面，管得太多，也促使企业使用各种手段逃避管制，产生类似与中介信用机构合谋出具虚假财务审计报告等问题，加剧了市场投资风险。

　　因此，前后六次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对于规范政府行为非常重要，也是继续深化行政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举措。一方面，政府可以从繁琐的审批事务中抽身，转而将有限的人力物力和决策资源集中用于社会经济重大事务；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自主权相应获得扩大，可以更加积极地运用本地资源发展本地社会民生和经济，个人和企业也能更多地参与社会发展和治理。可见，行政审批改革将带来社会治理结构的深刻变化，逐步实现“服务型政府”的理念，让政府真正成为“提供公共服务的平台”，在市场竞争之外发挥辅助性作用。

　　当然，在行政审批改革过程中，往往是先易后难，某些审批项目越到后来就越难取消。有些人认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雷声大、雨点小”，雷声过了雨下不来，即使下雨了也会被人截流。这种批评不完全正确，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确实存在一些具体层面上的反复。一遇到某些具体的敏感问题，政府总觉得应加强管制；而通过行政审批“添设机构、增加人员编制”的诱惑又始终存在。因此，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能只靠宏观层面的舆论推动，必须培养微观层面的动力，推动政府公开化、透明化，制约政府部门的具体行为，才能降低行政审批改革过程中出现反复的可能性。(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