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前不久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了《2030年的中国》的研究报告，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反响。作为世行报告的主要作者之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先生与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Ardo Hansson一起负责该报告“中国未来二十年的结构性改革”这部分内容的撰写，而这部分内容恰恰争论很多，特别是有关国企改革方面的内容争论最多。3月21日，张文魁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对相关问题作了详尽解答。

国企使增长代价高昂

《华夏时报》：您认为国企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障碍吗？我们看到，原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把国企比作一个家庭中父亲的角色，认为如果父亲下岗，对这个家庭是灾难，孩子的命运从此会发生重大转折。您怎么看？

张文魁：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该对国企群体做一个全面分析。

我们的分析显示，国企效率明显低于民企，但却大量地、以较低价格占用了与其效率和规模不相称的要素。衡量效率，公认的指标一个是净资产回报率(ROE)，另一个是全要素生产率(TFP)。2003年民企ROE 是13%，国企ROE 是12%；到2007年国企ROE15%，民企23%，现在国企与民企这个指标的差距越来越大。

研究文献显示，国企TFP过去30年年均增长1.5%，而私营企业是4.5%。无论是ROE指标，还是TFP的指标，在过去十年国有企业发展壮大最快最明显的时期，都远远低于私营企业，而且国企盈利集中在少数具有市场力量的企业，11.5万家国有企业目前的亏损数达到1/4以上，远远高于私企的亏损面。

从研发与创新方面来看，一些人认为这些年大型国企在自主创新方面做得很好，但我们的分析显示，国企的创新效率也比民企低很多。国企在过去几年投入了大量的研发经费，也取得了成果，但国企每投入一亿元研发支出所获得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是18，而民营企业是43，国企每100名研发人员获得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是3.7，民企是7.4。尽管也有声音认为国企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等等，所以效率不能与民企比，但是我们没有发现有过硬的证据显示这些因素可以解释国企和民企之间巨大的效率差异。

许多研究成果都显示，生产要素和经济资源大量地流向国有部门而不是民营部门，在实际当中也不难发现这种现象非常普遍。低效部门却能获得更多资源，而且往往以低廉价格获得资源，而高效部门却不能轻易获得资源，这岂不是一种典型的资源配置扭曲吗？这种扭曲性的资源配置必然导致增长方式粗放、经济结构失衡、市场竞争不公。

因此，即使不能说国企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障碍，也可以说国企扭曲了资源配置、加剧了结构失衡、妨害了公平竞争。这种状态的存在，事实上会削弱增长的可持续性，至少会导致增长的代价更加高昂。

至于把国企比作家庭中的父亲，如果父亲干得少、占得多、效率低、待遇高，长此以往而且不能改变，我不认为这个家庭有光明前途、美好前景。

应痛下决心推进民营化

《华夏时报》：把国企民营化或私有化真的符合中国实际吗？

张文魁：中国的国企改革需要做三件事情：第一是民营化，第二是民营化，第三还是民营化。除了极少数特殊领域的企业，绝大部分国企都应该民营化，也可以民营化。

中国的国企改革和发展过去折腾了三十多年，总是想绕开产权改革、绕开民营化，实践证明最后是绕不过去的。我们搞过国企转换经营机制，离开民营化能根本转换经营机制吗？实践已经证明不行。我们搞过国企三项制度改革，离开民营化能持续推进三项制度改革吗？实践证明也不行。我们搞过董事会和治理结构改革，离开民营化能搞出真正承担受托责任的董事会和现代化的公司治理吗？实践证明还是不行。我们搞过主辅分离和国际对标，离开民营化能实现业务结构调整和核心竞争力的建立吗？实践证明眼前行长期不行。

所以，推进民营化应该痛下决心，心无旁骛，国企的根本出路在于民营化，左顾右盼、顾左右而言他是找不到出路的。

民营化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在我国大规模推行过，不存在不符合中国实际的问题，尽管当时有一点搞运动的倾向，因而出现了瓜分、鲸吞国有资产和忽视、践踏职工合法权益的现象，但总体而言，民营化改革挽救了国民经济，也为国有经济本身注入了活力。如果没有那一轮民营化改革，哪有过去几年国有企业高歌猛进的局面。正是上一轮民营化改革产生的制度红利，再加上本世纪初出现的重化工业化红利，将国企带进了这一轮黄金时代。但是这两个红利都将逐步消失，所以需要新一轮民营化改革。

随着时间推移，我们的法律和规章制度越来越完善，新一轮民营化改革就可以做得更加规范，可以更有效地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当然，对大型和特大型国企来说，应该推行渐进的民营化，也就是说，通过股权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来逐步稀释国有股的比重，而不是搞那种大爆炸式的一步到位的民营化，这样更有利于平稳转轨。坚定的、主动的民营化，恰恰可以防止搞运动，可以较好地避免国资流失和职工权益受侵等副作用。

民营化可强化政经基础

《华夏时报》：民营化或私有化是国企改革的唯一出路吗？让国有企业完全民营化或私有化，会否使国家的政治经济基础发生动摇？

张文魁：我认为，把企业的国有制看成是国家的基础，这是一个莫大的误会，是一个美丽的错误。事实上，目前国有经济占GDP的比重大约为30%，占工业的比重只有大约27%，比十几年前要低很多，但是国家的基础是更强了还是更弱了？显然是强多了，因为通过民营化改革，经济发展更快了，市场活力更足了，企业竞争力更高了，产业的创造力更强了，政府税收更多了，金融体系更安全了，民众就业更充分了。事实上，恰恰是庞大的国有部门侵蚀了国家政权基础，国有部门的低效、腐败、利益格局的固化、对资源配置的扭曲、对公平竞争的排斥，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会导致一个国家的经济停滞和国际竞争力的下降。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就是例子。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也是这种情况。推进国企民营化改革，不但不会弱化国家的政治经济基础，反而会强化政治经济基础。当然，也必须要推进政府改革，减少政府腐败，防止官商勾结瓜分国有资产。

须消除两大“抓手”

《华夏时报》：政策、制度、环境等仍是“国有统管”、“国家统管”，“私有化”了的国有企业，会否走的仍是“国有化”之路，甚至反而使国家财富变成了极少数人的“福利”，居民财富却未必能持久增多？

张文魁：我要提醒你注意的是，在“2030年的中国”研究报告中的结构性改革部分，除了国企改革方面的建议之外，还着重分析了中国的产业政策，建议对错综复杂的产业政策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以消除那些穿着产业政策外衣实行政府管制和政府干预的行为。现在非常奇怪，一些国企越来越像民企，而一些民企越来越像国企。什么意思呢？国企像民企一样商业导向、逐利第一，什么赚钱干什么，连一些自然垄断领域、公用事业(1773.058,0.00,0.00%)领域的国企也这样；而民营却千方百计与政府挂钩，我现在听到很多民企都说“我们必须要与体制合作”。这种现象与国家掌握过多的资源、对经济活动有太多的干预有很大关系。中国是全球运用产业政策最多的国家之一，大量国企的存在和大量产业政策，是政府介入资源配置、干预经济活动的两个最主要的“抓手”，必须要把这两个“抓手”都消除掉，才能真正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彻底使企业面向市场而不是面向政府，也才能有效制约经济领域中的寻租、腐败、不公等现象。

目前国企状况

是历史轮回

《华夏时报》：我们看到，国企真实经营水平有日趋弱化之势，如何评价这一趋势？

张文魁：财政部刚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2月国企实现利润同比下降，这应该引起重视。最近的武钢养猪种菜事件，也应该引起重视。这些都反映了国企逐步进入经营困难的境地。事实上，我在几年前国企还形势大好的时候，就预言国企将由黄金时代进入白银时代，如不抓紧时间进行改革，还将陷入青铜时代和黑铁时代。我由此提出了国企发展能否走出周期律的问题。现在这个判断得到初步应验，周期律的问题也应该成为一个真命题。国企目前的状况，其实就是历史的轮回，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国企只有通过产权改革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适应市场变化的自我调整机制，才能够走出周期律，才能够真正实现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否则，它只能做到与市场经济的波峰结合而不能做到与市场经济的波谷结合，那它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就是假的。

改革愿景：

纯粹国企占比20%

《华夏时报》：所谓“醉生梦死”的国企面临怎样的再定位问题？在中国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环境下，国企的市场定位究竟是什么？

张文魁：绝大部分国企都应该民营化，剩下少数纯粹的国企，应该是那些处于特殊领域的国企。我个人认为，对于这些国企，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再定位，主要就是在政府有效监管下提供公共产品以及提供自然垄断领域的服务，少数真正涉及到国家安全的行业也可以由国企来控制。有了这样的定位，整个国有经济改革都能做到进退有据。

《华夏时报》：我们可以期待着有一个怎样的国企改革结局？

张文魁：推进国企改革，我们设立了这样一个愿景：到2030年，绝大部分国企都实现了民营化；即使一些战略性行业的大型企业存在国有股，但它们是股权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并且有着现代化的公司治理；一些特别领域仍然存在纯粹的国企，但国企产出在整个经济中所占比重较现在有大幅度下降，以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标准来衡量，譬如下降到10%左右将不再构成严重的资源配置扭曲和公平竞争妨害；同时有一个专注于资本回报的具有流动性的国有资产组合，这个资产组合能够惠及全民，特别是能够为社会保障提供强大的资金支持。实现了这样的愿景，就是最好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