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和市场,这一对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博弈的边界在哪里?在转型经济体中,政府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国有企业的贡献和作用应该如何评估?如果创新是未来增长的重要动力,那么制约创新的因素有哪些?
在2013年博鳌亚洲论坛“政府与市场——新环境、新思考”分论坛上,作为“市场逻辑”的支持者,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的言论很尖锐,他说:“过去10年,国有企业越来越强大,政府干预越来越多,这是很大的问题,如果政府不逆转国企主导的经济,中国将无法继续增长。”
但与之呼应的是,来自法国的圣戈班前董事长、拉扎德董事Jean-Louis Beffa认为,不可低估国企的成就和贡献。
香港财政司原司长、现任黑石集团高级董事总经理的梁锦松也认为,在一些核心领域需要有国企主导,国企的属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对其监管,并进行公司化治理。
增长靠政府还是市场?
当欧美还笼罩在经济危机的阴霾中时,世界将增长的期望放在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身上。如果想要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政府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张维迎表示,外界对中国的经济成功存在一个误解,认为中国的成功是由于中国政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因为国有部门特别庞大,这种情况必须加以逆转,中国成功是因为政府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国有部门越来越小,这才是最重要的原因。
张维迎说,过去十年中国保持了高增长,因为前二十年改革红利的积累持续影响了这十年,但今后十年中国必须继续市场化、放松管制,缩小国有企业。
“要让市场发挥作用,同时中国需要法治,否则不可能有真正有效的市场。”张维迎说,如果国有部门非常庞大,或者主导某一些产业,我们就不可能有公平的竞争场所。
相对于张维迎的“市场逻辑”,也有一些观点认为,不可忽视国家的力量。
法国电力首席财务官Thomas Piquemal认为,中国、韩国、德国取得令人瞩目的高增长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可以进行长期规划,而非短期投资主义,而德国国家资本主义就是长期规划的好例子。
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称,过去中国取得成功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国家资本主义,一个是民营企业,而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民营企业的发展。
项兵说,我希望看到精英治理,使最好的人参与到政府治理中。同时政府的权力应该削弱,否则就会有腐败,有收入不平等。
作为企业界人士,微软[微博]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张亚勤[微博]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经济发展需要政府的顶层设计,但真正的运行和细节要靠市场规律。这两种必不可少,没有顶层设计会效率低下,如果有了规划,政府什么都管着,也很难实现经济发展,最终还是要靠市场,靠企业,靠创新的力量。
“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如果要有好的市场经济,需要的是合格的监管者或能够发挥促进性作用的政府。”印度工商联合会会长、汇丰银行印度董事长Naina Lal Kidwai说。
国企问题在于治理和监管?
一方面是对市场的推崇,另一方面,有观点认为,政府的力量和国有企业的强大支撑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
这一观点得到Thomas Piquemal的支持,他说,以前我以为国企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实际上我非常惊奇地看到中国国企现在扮演着更为积极的角色。
“所以,如果要增加市场竞争的话,不一定非要削弱国企的作用。”Thomas Piquemal说,应该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使得国企和私企都不能够把自己的利益当成公司的利益,而成为真正为公众服务的实体。
Jean-Louis Beffa也认为,不可低估国企的成就和贡献。他说,中国国资委领导下的一些公司,如电力、核电行业的公司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公司之一,同时,中国国企的管理越来越国际化,也在促进更多创新。“如果想和国际上的大企业进行竞争,成为国际市场上的大角色、大块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国有企业才行。”
梁锦松表示,在一些核心领域需要有国企主导。比如金融领域应该存在国有银行,香港就是由于没有一个特别强大的本地银行,使得在一些政府需要进行干预的关键时刻难以下手。
梁锦松说,他个人支持自由市场,但香港金融市场的发展改变了政府作用的定义,政府也能够积极促进市场,用适当的政策对经济进行调节。
“中国国企的问题不在于其属性问题,而在于国企如何进行治理,如何实现监管。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一旦上市需要有一些独立董事进入董事局,按照市场经济模式进行管理,同时要确保国企不会受到政府不恰当的干预。”梁锦松说。
Naina Lal Kidwai支持梁锦松的观点,她说,虽然自己是市场经济的支持者,但政府以及董事局作为监管者的角色非常重要。
她举例说,15年前,印度银行业100%由国家拥有,目前,印度的银行体系中70%国有,但印度银行业还是非常成功,主要原因是拥有好的监管框架,并且很少受到政府因素的不良干预。
但张维迎并不同意上述观点。他说,有三个可怕的错误理论:第一,所有权没关系,只要我们有竞争,只要有很好的监管。第二,所有权没关系,只要有很好的治理。第三,民营企业也可以成为垄断企业。
张维迎的理由是,中国经验表明只要存在国企垄断,民企根本不可能占据竞争主导地位,因为国企总是得到特别优惠的政策和特权,不可能有合适的定价,不可能有合适的政策或者规则。同时,在中国国企很难进行市场化治理。
“我也是一家国企的独立董事,很明显政府总是有这样的权威来指定一个CEO、总裁或者董事长。他们的薪酬不是按照绩效给予的,CEO或董事长基本就像政府官员一样。如果没有政府支持,没有一个私企可以成为行业的垄断者,这和西方不同。”张维迎说。